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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《复礼中》，《凌廷堪全集》第一册，第17页）在理学的语境中，理的重要性和认可度固然要大于礼，然而在理学家的学术视野和社会实践中，礼从来都不是末务。

[ 刘宝楠：《论语正义·先进》，第448页。但是，最后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：圣人毕竟还是人，不是神，更不是天。

……1:6神说：‘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……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。四、天的创生性孔子认为，天具有终极创生性。] 笔者曾经谈到：这就是《易传》所说的‘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：乾道即是天道，应该从本源上被理解为天命，人得之而有人性（性理），物得之而有物性（物理）。众所周知，《诗》《书》时代的天与上帝同义，与基督宗教的God同样是人格神的称谓。

此示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观念，如《易传》讲：天垂象，见（现）吉凶，圣人象之……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[《周易·系辞上传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82页。所以，孔子对祭祀鬼神是极为重视的：子之所慎：斋、战、疾。经文言：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。

【24】以小成、大通分别对应于仁义之治与无为之治。21 唐玄宗：《太上下知章第十七》，《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》（十卷本）卷二，明《正统道藏》本。【20】《道德经》疏：朴散则亲誉遂作，无为则谓我自然，道德公行，亲誉焉设。78 [日]林秀一：《〈孝经述议〉复原に関する研究》，第289页。

子曰：勿欺也，而犯之两章。而道隐小成一语亦见于《孝经序》。

元氏疏则言：臣之谏君，子之谏父，自古攸然。【45】事天明，事地察指王者之德合天地，而王者之德性必然体现于具体的政治实践中，此实践就是天子尊事三老五更的养老之礼，此即圣王之孝治天下。忠孝道著，乃能扬名荣亲，故曰终于立身也。濡沫生于不足，凋弊起于有为……绝兼爱之仁，弃裁非之义，则人复于大孝慈矣。

陈书亦详细论及唐玄宗不言三老五更之制的问题，但细究此问题者实首见于朱海《唐玄宗〈御注孝经〉发微》（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》第19辑，2002年）一文，但二者均未意识到唐玄宗受道家影响的问题，亦未能结合《感应章》申述此问题，故仍有待发之覆。【70】此处忠孝道著在开元初注中作孝道著，无忠字，这正表明唐玄宗天宝年间第二次注解《孝经》更加突出了忠君的维度。元氏疏言：卉木无识，尚感君政。元氏疏举《礼记·祭义》祀乎明堂，所以教诸侯之孝也。

【2】《唐会要》卷三十五载御注制成后，令天下家藏《孝经》一本，精勤教习，学校之中，倍加传授，州县官长，明申劝课焉【3】。元氏疏虽大段援引刘炫《孝经述议》之文，但与玄宗注均完全无视关于事父微谏、事君强谏之别的论述，亦完全不提《宪问》《檀弓》之文，显然是有意隐没事父与事君之别，而以无犯说事君，其意正在于凸显忠君，臣下不可犯上。

据此，不孝之罪在五刑之中，不仅有形而上的合理性，也有着圣王制作的历史合理性。此点在《三才章》和《圣治章》的注疏中体现最为显著，因为这两章均言其教不肃而成，其政不严而治，而这两章元氏疏都援引玄宗《孝经制旨》，尤其是前者，《制旨》言天无立极之统，无以常其明。

35 《孝经注疏》，第3页。【78】孔传与刘炫之所以认为上指君父，是考虑到《事君章》与前章《谏诤章》之关联，《谏诤章》即兼言君与父的问题，故孔传谓臣子之于君父云云。（《香草校书》，第1029页。以道事父，则行自孝也……六合之内，无处非道。【79】玄宗注删去父字，自然就突出了君。玄宗取孝慈之道而摒弃礼制，不合《礼运》之义，亦违背郑注之旨。

可见，此序很可能是玄宗注解《孝经》与《道德经》之前即定下的思想纲领。他希望清理积弊，返本还淳，其注解二经正是欲究治道之源，内含对于政治统治的隐忧与深思。

74 《孝经注疏》，第25页。‘上文可以兼之，故云‘上谓君父也。

【80】刘炫申之：资父事君，义无以异，而子则微切，臣则犯颜者，父之于子，理无断绝，若使犯颜而争，或发非常之怒，去则不可，居则交恨，骨肉相恶，不可为家……君之于臣，义有离令……故劝其犯颜，许其自退，所以奖直臣，匡暗主，为义重故也。75 )简朝亮：《孝经集注述疏》，第60页。

三是强化尊君，从德礼之治滑落为律法之治。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，故‘因严以教敬，因亲以教爱，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，立身扬名之义彰矣。故而儒家虽然强调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应修身行孝，却又有五等之孝之别，以德教加于百姓，对于天子、诸侯之孝的要求则绝不能止于谨身节用以养父母。【注：能敬宗庙，顺长幼，以极孝悌之心，则至性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故曰无所不通。

元行冲疏解唐注，共5次用《孝经制旨》，而这两处的主旨都是针对不肃而成，不严而治而发，绝非偶然，显系因为这一思想正与道家无为而治相通。以道事君，则行自忠也。

就儒家义理而言，道德要求若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不分阶层差异，那么孝治、德政的结果就是流于空谈，这样的道德是虚伪的道德。4而玄宗不仅仅是以帝王的身份行教，其言夫子没而微言绝，异端起而大义乖，故作《孝经注》，欲达至当归一，精义无二之境，正如元氏疏所发挥：（玄宗）叹夫子没后，遭世陵迟，典籍散亡，传注踳驳，所以撮其枢要，而自作注也。

最终由其所推崇的道家无为之治滑落到了律法之治。实则清末大儒曹元弼《孝经校释》早已指出当为‘制旨曰。

33 此点，可参陈壁生《孝经学史》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231-234页）。易知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。显然，玄宗此注体现的恰是公先于私，并未落实在儒家对庶人孝养生活的民本关怀上。元氏疏断章取义之误，实大背郑玄注、孔颖达疏，此点皮锡瑞已指出【38】。

二是摆落古礼，删削《孝经》所含公天下的政治精神。【68】玄宗未如郑玄那样紧扣经文作解，而是脱离经旨别立公赋之义，今人朱海指出，其教化含义甚明【69】。

【27】玄宗对《系辞传》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8从时间上看，《道德经》注与疏之成书正在两次注解《孝经》之间。

19 《孝经注疏》，第12页。唐虞以上，《书传》靡详，舜命皋陶有五刑，五刑斯著。